《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创作背景

大汉王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因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而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等到汉武帝即位，汉朝兴起已有六十余年，海内安定，府库充实，然而四边未服，制度多缺。皇上刚刚兴办文武大业，欲求人才唯恐不够，用蒲轮车迎年老的枚乘，见到主父偃而叹息相见太晚。群士羡慕向往，异人奇才同时出现。卜式起于放牧，桑弘羊从商人中提拔，卫青自奴仆中奋起，金日磾出于降虏，这些都是古代建房子卖牛之类的人。汉朝所得的人才，在这个时候最盛，儒学文雅有公孙弘、董仲舒、倪宽，忠厚有石建、石庆，质朴有汲黯、卜式，推举贤士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律条令有赵禹、张汤，文章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有东方朔、枚皋，应对皇上提问有严助、朱买臣，历数有唐都、洛下闳，协调音律有李延年，运筹财政有桑弘羊，奉命出使有张骞、苏武，领兵有卫青、霍去病，受遣诏保幼主有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

天官世家

司马迁的祖先是周朝时期掌管天官及史书的官员，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发奋，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于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出狱大约在天汉四年二、三月。受腐刑后需要在蚕室静养一百日。《盐铁论·周秦篇》："今无行之人，一旦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这情况大约就是指司马迁。这年司马迁四十九岁，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
　　中书令本由宦官充任，此职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章奏，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是人生极大的耻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而且在传统的孝悌伦理观念中，还要辱及祖宗。《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孔子语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①所以古人把髡刑剃发也视为耻辱之刑，更何况腐刑乃殄灭不育之刑，它比杀头更要折磨人的心灵。所以，司马迁视为奇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耻辱写到了极点。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心境下，给予司马迁以生的力量，唯有那无声的立言事业还未完成。因此司马迁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密切关联，人处逆境才能有亲身体会。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深深认识到过去"以求亲媚于主上"是"大谬不然"，于是一反常态，表现了对国事、世事的冷漠。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已五十三岁，任中书令已五年，他除了埋头撰述《史记》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这时，司马迁的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心中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要给司马迁以鼓励，给他写了一封信，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击起千层浪，它把司马迁积滞在心中的郁闷引发出来，爆发在回信《报任安书》中。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王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①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诉，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千多年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从内容看，这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以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方面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又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己。司马迁矛盾的思想状态，正是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动写照。既然宫刑是人生最大耻辱，为了人的气节尊严，就应早早自裁结束耻辱；但为了实现著述理想，立名后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遭世俗非议，等于继续受辱，即"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这种既觉得应该死而又不能去死的思想纽结，折磨得司马迁神不守舍，多次想到去自杀。最后司马迁抉择了隐忍立名的自新之路。也就是说功名重于名节。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以死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所以在《史记》中，他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把历史人物的死写得生动有情。
　　《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①；田横耻于降汉，自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①；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赢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趣汤如归"。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②，"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③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④。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⑤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⑥。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奉旗者数矣，可谓壮土"，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⑧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⑦。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① 《孟子》卷七《离娄上》。
　　① 《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② 《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
　　③ 《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赞》。
　　④ ⑧《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赞》。
　　⑤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⑥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赞》。
　　⑦ 《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赞》。
　　而司马迁却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①又说："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③那些一遇侮辱就轻身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前已述及，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要让它闪光，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他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所郁结，又得不到通达，所以才叙述往事，寄情后人。司马迁引述的这些古人的事迹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例如韩非的《说难》、《孤愤》作于入秦之前，吕不韦的《吕览》写成在放逐之先，这都是《史记》在他们的本传中明白地作了记载的。司马迁感情激荡，波涛滚滚，一泻而下，笔随情至，些许矛盾，也就不去计较了。也可以说，这是故为破绽以抒愤，旨在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之中，成为"一家之言"。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 是 五帝，夏，殷，周 ，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 ，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辨析

有许多人以为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乃是班固的“发明”，此种说法大可存疑。

不错，班固及乃父班彪确实曾称司马迁之书为《史记》，但在班氏父子的辞典中，“史记”却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名词而非专称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引几段《汉书》：

（1）《汉书·艺文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

（2）《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汉书》系班固的苦心经营之作，上引两段话中出现的“史记”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这说明，“史记”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还是个通称。

汉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书中并无“经籍志”一栏，所以，对司马迁的那部巨著称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对别的史书也称史记（历史记录之意），比如敦煌写本《贞男》称：“颜叔子，鲁人也……周时人，出‘史记’”，这里面的“史记”指的是《后汉书》的一条注。初唐人释玄应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史记》云：‘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中的史记指的又是《汉书》。（详见《汉书·艺文志》）

把司马迁的作品正式定名为《史记》并赋予其官方权威色彩的是长孙无忌。

《隋书》乃系长孙无忌与魏征、于志宁、李淳风等人联合撰成的。书成时间为公元656年，该书经籍志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

《隋书·经籍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

编者在文中将《史记》与《汉书》并列，正式确立了《史记》的名称。

历史评价

精妙的叙事艺术

1、五体会通。综合前代史书中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2、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3、追根求源，详因略果。

4、条理清晰。

精彩的人物刻画

1、平民入传。

2、个性鲜明。

3、多维透视。

4、旁见侧出。

旁见侧出法，又称为“互见法”，即在一篇传记（传主本传）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在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如《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带有奇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而他的缺点则散见于其他人物的传记之中（备注：旁见侧出中的"见"通"现"）。

悲壮的风格特征

1、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2、浓郁的悲剧气氛。

3、强烈的传奇色彩。

社会贡献

史学影响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文学影响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版本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的称作“太史公书”，也有称作“太史公记”的。到了三国时期，这本书才被明确称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而且删去《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东汉明帝、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所完成的。全书共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正因为《史记》不以地理国家和统一纪年撰写，而是以各家之传记集合形势呈现，故《史记》中不以地理位置和时间发生顺序为线索，《史记》的重大发明是：同时记录了各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不同立场和看法，故《史记》各篇中对同一事件记录看法颇有矛盾之处，而这正是《史记》的特点。可谓“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

《史记》原名《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

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生平、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

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

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取自《谍记》、《五帝系谍》、《尚书 》、《秦记》、《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 (史书)》、《国语》、《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与《资治通鉴》（司马光）并称“史学双璧”。

传播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作者简介

龙门生史迁

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宦学游天下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回朝始为官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覆命。

周南授遗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洛阳）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贤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太初议改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并于同年，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或重于泰山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史记得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名段典故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分别是：

“大江东去楚王留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魏公子（即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名句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报任安书》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纪》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史记·留侯世家》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滑稽列传》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成语

网开一面 出自《史记·殷本纪》

囊血射天 出自《史记·殷本纪》

酒池肉林 出自《史记·殷本纪》

左支右绌 出自《史记·周本纪》

焚书坑儒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指鹿为马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拔山扛鼎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先发制人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破釜沉舟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鸿门宴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沐猴而冠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霸王别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四面楚歌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无颜见江东父老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一败涂地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约法三章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运筹帷幄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高屋建瓴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卧薪尝胆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鸟尽弓藏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一狐之腋 出自《史记·赵世家》

招摇过市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韦编三绝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鸿鹄之志 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积毁销骨 出自《史记·张仪列传》

毛遂自荐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脱颖而出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歃血为盟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因人成事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一言九鼎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完璧归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负荆请罪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怒发冲冠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刎颈之交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胶柱鼓瑟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纸上谈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一字千金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奇货可居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图穷匕见 出自《史记·刺客列传》

背水一战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肝脑涂地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多多益善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鸡鸣狗盗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狡兔三窟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学术研究

概况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与单篇论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