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发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时代最强音,这是对新中国60多年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的高度肯定。它所产生的背景，纵向看,跨越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横向看,则横跨1949年以来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中国的制度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发展最好的。这三个事实判断，构成了中国自信的坚实基础。

　　一、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由一个“中央帝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也就是所谓的国际体系。然而不管是晚清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努力不止、代价不菲，却都无法适应历史、回应历史，反而使中国滑向五千年所未有的低谷，甚至国家和民族都沦落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据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共与其他国家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等，林林总总，将中国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中一个任人欺凌的对象。

　　在世界新老列强瓜分中国达到高潮时，竟然出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荒唐现象：日本要求清政府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德国要求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列强在瓜分中国时，连最起码的外交程序也没有，直接派军舰过去占领，然后声称有租借的必要就完事。英国先是强迫清政府向它借钱，当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战争赔款而撤出威海卫时，英军就开进了。所有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盘接受。

　　从西方给清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孱弱无能和腐化堕落到了什么程度。西方有一条建议是，让清廷把吸食鸦片的官员全部清除出去，但由于几乎全国的官衙都笼罩在烟雾之中——皇室50%以上的男性是瘾君子,还有王公、总督、巡抚及以下官员，如果真的实行，就意味着无人管理国家了。

　　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去交涉时，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而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族群。

　　尽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对而言，它毕竟对内尚能勉强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外则还能保持一个国家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而且战争结束和内乱平定之后有短暂的和平与喘息的机会。而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则连这一点能力都丧失殆尽，甚至西方列强即使想签订不平等条约也不知道要和哪一个政府打交道，百姓则在接连不断的内战、外战和灾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苟延残喘。

　　本来，根据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规律，一个新时代往往是生机勃勃，革弊除旧，开疆拓土，气象万千。然而中华民国却是一个例外。在其短短的38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这些挑战中华民国不但一个都没解决，反而更加恶化。

　　在民国初年，中国面临三条道路选择：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袁世凯选择走向帝制，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力量的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三是反体制的孙中山主张革命。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称帝失败，落得个身败名裂。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是壮志未酬，抱憾离世。对民国，当时的记者黄远生曾有如下评论：“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商人、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张謇（他曾被票选为民众“最敬仰人物”）1926年临终时留下这样的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即便成为一战、二战的战胜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一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去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最后却什么权益也没有争回。二战后，同盟国英美苏仍然侵害中国的主权，三国均在中国有军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权。以致当1949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与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军舰发生炮战那一刻，据守在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居然也和解放军一起炮击英国军舰！足见英国等列强在二战后的中国是何等的飞扬跋扈，令中国人痛恨。

　　中华民国究竟如何，不妨再听听国民党政府的盟友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打破外交惯例直言不讳的评论。“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真正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一举消除自曾国藩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完全摆脱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还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完成上述任务竟然用了100多年。

　　二、全球坐标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过了一个甲子。纵向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已进入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时期。那么横向对比又怎样呢？我们不妨先从与中国相邻的两个亚洲大国日本和印度看起。

　　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是世界五强之一。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能够同时挑战美、英、中、俄等世界大国的原因。它虽然是二战的战败国，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仍在。而且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红利，更由于冷战的因素，得到了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日本在贸易保护的同时，它的产品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当然，最重要的是，60多年间，它没有发生过战争、内乱，也没有走过任何弯路。

　　反观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上百年欺凌、掠夺之后，又在本土进行了八年抗战，付出空前代价才获得惨胜，紧接着却又是长达三年的内战。随后在探索发展道路时又一再面临试错的挑战，甚至发生了长达10年之久、影响全局的“文革”失误。这还不算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大举压境，迫使中国卷入代价同样高昂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尽管如此，1978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仅仅用了30多年，就一举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世界第三航天大国。仅以2011年的数据看，中国经济总量已超出日本将近2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巴西的经济总量。照这样的速度发展，要不了多久，日本经济总量将只有中国的一半。目前日本的总国债是GDP的2.4倍，负债净额也达到了GDP的1.4倍，成为负债最多的国家。

　 与经济上失去的20年相对应的，是日本政治上混乱的20年。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7任首相、9个内阁。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21世纪初期不到12年的时间里，更出现8个首相，11个内阁——其中还有10次内阁改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内阁仅维持了一百多天。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

　　1947年印度独立建国后，接收了其殖民时代宗主国英国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体系以及英语等资产。虽然前30年，发生过三次印巴战争、短暂的中印战争、全国性动乱引发的长达19个月的全国戒严，但总体上讲，它走的弯路要比中国少得多。不过，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整体上仍略优于印度。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印两国差距迅速拉大。仅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2011年GDP约为1.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贫穷人口比例，印度与中国2002年的水平相当。城市化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以前的水平。

　　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公布的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它根据一个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饥饿程度)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中国是第4位），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

　　2002年底，基础教育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才真正获得印度法律上的认可。2010年4月，女童的教育权利才得到法律保障。印度的文盲率高达25%，而中国则不到3.6%。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教育落后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纵向的亚洲之后就是纵向的欧美。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两极格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了国际体系。无论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还是“超英赶美”，都透露着新中国已经把它们当作学习或者赶超的榜样。现在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昔日的榜样又各如何？

　　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解体前，经济总量排全球第二，远远超过中国。2011年，中国的GDP是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的4倍。20年间出现了大翻转！在整体国力上，俄罗斯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

　　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却陷入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5年间搞了四轮量化宽松都于事无补，其债务已经超过16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每花出1美元，就有45美分是借来的。另外，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设有债务上限的国家之一，但其债务上限自1960年以来，已经提高了78次，平均一年接近两次。债务上限的作用早就形同虚设。

　　如果以冷战后20年来看，美国先是搞出互联网泡沫，后又搞出房地产泡沫，最后以次贷危机为标志，出现大崩盘。对外则战略性错误地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将其软硬实力无谓地大量消耗。

　　从国家进步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内外战略显然都出了严重问题，和同时期中国抓住每一个机会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面前，美国正在丢失一个个桂冠：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专利申请全球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据统计，用谷歌进行搜索，有关中国的词条高达62.5亿条，而有关美国的为37亿条。

　　与强调自由企业法则的美国不同，欧洲是以福利制度为基础的庞大官僚体系、持续升高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税收）和政府控制企业为特征的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也同样不可持续。今天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重的希腊，失业率高达25%，百姓生活整体倒退10多年。就是欧元区的核心国家法国，其境况也同样相当严峻。根据“法国大学生联盟”发布的数据，今天73%的大学生必须靠打工才能维持学业，而在6年前这一比例为48%。

　　德国算是欧盟中的例外，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拉动。德国对华出口已占到整个欧盟对华出口的一半！德国也是欧盟中唯一一个对中国保持顺差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德国恐怕会是第二个法国。放眼全球，和德国类似的还有澳大利亚。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全国出口的近三成）和最大进口来源地。正是由于和中国经济的互补性（向中国提供原材料），才免遭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

　　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一直质疑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应该说，谁都不是预言家，中国模式未来是否能够持续只能由历史来验证。但历史（这场危机）已经告诉我们，欧美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进行重大、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否则将很难渡过难关。

　　类似于今天西方经济危机的考验，自中国崛起以来几乎已经成为常态。上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危机；90年代，先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再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中国不但没有发生类似危机，而且顶住了各种危机的冲击，进而又担负起克服危机的区域性或全球性责任。今天的中国，被称为金砖国家，但在金砖五国中，中国GDP的总量是其他四国总和还要多，全球竞争力名列第29位，把其他四国远远抛在身后（巴西排名48位，南非52位，印度59位，俄罗斯67位）。就是百姓最为关注的反腐败问题，中国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根据德国透明国际2011年排名：巴西73位，中国75位，印度95位，尼日利亚、俄罗斯并列143位。

　　纵向对比，还有一个地区不能不提，那就是海峡对岸同文同种而又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民主化已走过20多年，这恰好也是大陆突飞猛进的20多年。台湾民主化开启时，其GDP总量约为大陆GDP的45%，今天，则只有大陆的10%左右。台湾的表现远逊于大陆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何以“风景这边独好”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所以当世人回顾历史，环顾全球，只要尊重客观事实，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制度不仅是10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多年总体看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那么，如何从理论上解读中国的制度优势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要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

　　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有灵活性，还需具有延续性。西方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到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并形成了成熟的制度，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鲜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最后，不妨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一段话做中国崛起的注脚。他在2008年7月参加中国经济变革3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以外的人对此并不十分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担当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每年从欧洲进口了1000亿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十年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的货物，也不是中国对欧洲的投资超过欧洲对中国的投资，更不是减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多少债务和提供了多少援助,而是中国走出了一条全新而且十分成功的道路。这是一条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人间正道，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人距离梦圆时刻就会越来越近。难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显然，当西方精英们开始失去自信的时候，中国正迎来自己的自信时代。

（编辑：徐宜鹏）